2018-12-17 13:58: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责任编辑:贾元熙
核心提示:在幕府统治崩溃、大乱呼唤大治的社会转型期,皇权的复辟却为分崩离析的日本提供了国民统合的支撑点。当然,近代日本天皇制的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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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杨栋梁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参考消息网特稿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杨栋梁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发表《皇权与明治维新》(全文约1.7万字)。

杨栋梁认为,日本经历1853年“佩里叩关”事件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德川幕府的独裁统治发生动摇。天皇与尊王倒幕派地方强藩及下级武士相互利用、相互借力,推翻幕府,实现了“王政复古”。此后展开的“维新”经历了政府内部近代派与守旧派以及近代派中渐进派与激进派的激烈斗争,天皇的“裁断”对于明治日本治国理政方针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皇权的复辟,结束了幕末日本分崩离析的社会状态,而从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入手建构的近代皇权,则为国民统合提供了现实有效的轴心。可以说,天皇是明治维新的最大赢家,皇权是日本走向近代的重要支撑点。

庆应三年(旧历1867年)12月9日(西历2018-12-17),日本政坛发生“王政复古”政变,统治日本265年的德川幕府轰然垮台,天皇“亲政”的明治政府成立,日本开始步入近代的“维新”。一般说来,狭义的明治维新指“王政复古”,广义的明治维新指1853年“佩里叩关”至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也称《明治宪法》)的社会变动与制度转型过程,而后者通常被视为明治维新研究的基本范畴。

以“王政复古”为界,明治维新的历史剧“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经历了“尊王攘夷、倒幕”和“维新”上下两个半场。幕府和强藩作为上半场的主角,进入下半场后很快消失了身影;原本在上半场还只是配角的下级武士精英,在下半场却大放异彩。相比之下,整场始终站在舞台中央的主角唯有天皇。然而,以往的中外明治维新研究,却不同程度地给人留下天皇被利用、只是一种被动存在的模糊印象,极端的看法甚至认为天皇不过是个“傀儡”。

一、皇权的旁落

1182—1602年,日本处于镰仓、室町幕府及织丰政权相继掌权的武家时代,天皇和朝廷犹存,但已大权旁落。德川幕府是日本400余年武家政治的集大成者,其独裁统治的成立,一方面依靠本身拥有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法度”强制的制度安排。1615年剿灭丰臣氏反抗势力后迅即颁布的《武家诸法度》和《禁中及公家诸法度》,意味着幕府统治的制度框架已经形成。由此,幕府与藩国相互认可权力和义务,形成了稳定的幕藩统治体制。与以往的武家政权一样,出于降低统治成本的考虑,德川幕府保留了天皇及其小朝廷,天皇表面上依然高坐神坛并掌握包括册封幕府将军的封官叙位权力,实际上既不能干政,也不能对社会施加影响。

这样,表面看由天皇和朝廷为一方、以将军和幕府为另一方构成的二元政治体制,实际运行常态却是将军独大和皇权被架空。由于现实中朝廷和幕府间存在完全不对称的实力差距,两者的相互容忍和利用反而变得容易,这种状态至少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叶的日本开国。

二、倒幕与“夺玉”

德川幕府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侵蚀和社会矛盾的积累,幕府的统治力趋于弱化,宽政、天保改革亦未能挽回颓势。尽管如此,其维持统治的基础尚存。然而,进入幕末后内外形势突变,1853年佩里叩关后,日本被动开国及对外签署通商条约所引发的民族矛盾,与日益尖锐的社会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独裁统治,也为皇权的复辟提供了历史契机。

1858年,幕府遇到了开幕以来最棘手的两大难题。一是膝下无子的将军家定病入膏肓,确定继承人迫在眉睫,但德川家族在推选继承人时形成两派意见,将军继承人的指定陷入难产。二是美国于1854年与日本建交后,为了尽快打开日本市场,软硬兼施逼迫日本签署通商条约。幕府以为,一向唯幕府马首是瞻的朝廷必然采取“锁国开国任凭幕府适当处置”的态度。但是得到的敕谕却是“亚墨利加国条约事关国家安危、人心归向,当征求诸藩众议”。据史料记载,得知幕府老中堀田正睦进京奏请签约后,朝廷内群情激愤,岩仓具视等88位公卿联名上书反对,以致支持签约的九条尚忠关白孤掌难鸣,孝明天皇的裁断正是出于这一背景。

幕府面对两大难题却一筹莫展,1858年4月彦根藩主井伊直弼出任“位在老中之上,得以政治专断”的幕府大老后铤而走险,6月19日签署《日美友好通商条约》,23日按照将军家定意旨宣布德川家茂(即庆福)为将军后嗣。井伊的专断激怒了朝野内外的攘夷派和失势的一桥派,两派势力一面声讨幕府“专横”,一面云聚京都策动天皇逼迫幕府改弦更张。在天皇的幕后操纵下,各种尊王攘夷派势力纷纷向京师集结,一个与幕府抗衡的松散联盟开始若隐若现。面对朝廷的举动,井伊采取了强硬反制措施,发动了“安政大狱”,却给幕府带来失去民心的后果,其本人亦引来杀身之祸。井伊死后,幕末政治进入“公武合体”(朝廷与幕府合作)、“公议政治”(强藩参政)时期。2018-12-17,朝廷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天皇亲政,组成由总裁、议定和参事三职构成的新政府。

纵观倒幕、王政复古的过程不难发现,井伊死后,幕府已告别独断专行的历史,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与朝廷和地方实力派合作;朝廷与地方强藩互相利用,为的是在权力重构中占据有利位置;下级武士等草莽志士的崛起,则构成了权力博弈的第四股势力。于是,在这一“权威缺失”的“政治均势”期,“夺玉”和“抱玉”便成为博弈各方的制胜关键。倒幕派下级武士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与倒幕派公卿联手控制了天皇,使自己站在了法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进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大限度地争取了倒幕力量。尽管如此,若由此导出“王政复古”过程中天皇只是被动存在的结论,也依然是片面和轻率的。孝明天皇的主动作为自不待言,即便是年幼的明治天皇,也无法回避选择朝廷中倒幕派还是存幕派的问题,更何况朝廷中两派势力难分伯仲,选择并非易事。可以说,在倒幕派与天皇之间,利用与被利用、借力与被借力是双向互动的,因为天皇既是被“夺”和被“抱”的“玉”,也是自身发着光的“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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